从腾讯与华为的成长故事看深圳奇迹|书享界-太阳成集团

▲深圳

马化腾的深圳因缘

腾讯的创始人马化腾是在1984年随父母来到深圳的，当时13岁的他还在上初中，随后他又在深圳读了高中、大学，大学毕业之后，在深圳的一家通信企业工作了6年，才和自己的同学开始了创业之旅。马化腾最终走上创业之路与他身处深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他刚来深圳时，就住在全国闻名的国贸大厦附近，目睹国贸大厦在短短几个月内拔地而起，亲眼见证了深圳速度，这让他体会到了深圳对时间和效率的重视。

在马化腾看来，深圳有诸多特点，首先就是创新、敢闯，其次就是务实，再次就是开放。正是这些特点让深圳形成了一整条it、通信和智能硬件制造的生态链，所有想要做智能硬件的人，即使原型的研发可以在国外完成，生产也必须来深圳完成。马化腾在大三和大四的时候就已经感受到了深圳浓厚的创业氛围，想要在毕业之后自己创立公司，但是苦于自己只会写软件，而对创办公司一无所知。最终，他决定先到一个公司磨炼自己。就这样，他在润迅公司工作了6年之后，才与自己的同学开始创办腾讯。当时中国正处在互联网浪潮当中，搜狐、网易、腾讯、阿里巴巴及红袖添香等著名的互联网公司均在那一时期创立，可谓“百家争鸣，百花齐放”。

腾讯从创立之初到现在，共经历了三次大的危机。第一次是自己开发出来的产品最早其实是想要卖给别的运营商，但是由于投标失败，砸在了自己手里。当时产品已经有大量的用户，可是腾讯没有购买服务器的资金。第二次是和msn的较量，很多人都认为在这场较量当中qq死定了，但是腾讯针对中国特殊的网络做了大量的优化，提高了传输速度。第三次是3q大战以及新浪微博崛起之后，腾讯开发升级了微信，再次挽回局面。在这三次关乎腾讯生死存亡的危机当中，深圳的创业环境和创业精神都为腾讯克服困难起到了重要作用。2016年10月，马化腾出席清华管理全球论坛时也表示，自己在深圳求学、创业是非常幸运的，因为深圳的创新精神、创业环境是腾讯创办和发展的重要原因。

华为没有跑

华为在深圳发展的故事在当下看来并不是那么顺利。2016年5月，一篇名为《不要让华为跑了》的文章在网络上引起了广泛关注。这篇文章直截了当地指出了在华为将部分业务搬到东莞以后，深圳龙岗区甚至是整个深圳所面临的困境。龙岗区甚至在一份官方的政府报告中直言：哥不能没有华为，还喊出了“服务华为，马上就办”的口号。而华为的局部搬迁之所以能让龙岗区政府做出这样的表示是因为，根据龙岗区的官方报告，2016年1—2月，华为产值占龙岗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47%，并且产值增速将近40%，比全龙岗区的水平高出将近25%。如果失去华为，龙岗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将下降

14.3%。而华为是否真的要“弃深圳而去”也引起了各方面人士的探讨。华为针对这一外迁的传言于2016年5月作出了官方回应，明确表示，华为从未有计划将公司总部搬离深圳。

华为在深圳成立至今30多年，从一开始只有靠集资来的2.1万元人民币，到2018年的营业额高达7212亿元，这里面包含了一个民营企业白手起家、励精图治的故事。华为是一家纯粹的民营企业，在世界五百强企业当中，华为是唯一一家没有上市的公司，华为没有选择上市，而是选择进行股权激励，将公司的绝大多数股份都分给了公司的员工，创始人任正非的股份则只占到1%左右。这种员工持股的激励机制形成了华为在管理上巨大的向心力，在华为可以切实体会到“你拼命的程度，直接反映在薪资收入上”“能者多劳，多劳者多得”。任正非至今选择不上市是因为在他看来，“搞金融的人光靠数字游戏就能赚进大笔财富，真正卷起袖子苦干的人却只能赚取微薄的工资，这是全世界最不合理的事”。他甚至表示“我们都听过传统经济学中的大量理论，这些理论都宣称股东具备长远视野，他们不会追求短期利益，并且会在未来作出十分合理、有据可循的投资。但事实上，股东是贪婪的，他们希望尽早榨干公司的每一滴利润”。所以任正非选择将公司的利润分享给员工。

在过去的30多年中，华为一直专注于通信领域的发展。在创立之初，由于资金规模小，无法与同行对手在大中城市竞争，任正非另辟蹊径，选择了“农村包围城市”的策略。任正非清晰地意识到县城和农村这些市场还没有被国外的厂商占据，而华为在这些地方的发展则具有很大优势。这种发展策略为华为打开了局面，经过快速发展以及后来与ibm等国际企业的战略合作，华为成为一个“让世界都怕”的企业。更有评论说：“如果没有华为，西伯利亚的居民就收不到信号，非洲乞力马扎罗火山的登山客无法找人求救，就连你到巴黎、伦敦、悉尼等地，一下飞机接通的信号，背后都是华为的基站在提供服务。8千米以上的喜马拉雅山的珠峰，零下40℃的北极、南极以及穷苦的非洲大地，都见得到华为的足迹。”虽然关于华为是否将在房价的高压下逃离深圳的讨论依然没有结束，但不可否认的是华为过去30多年的成长离不开深圳提供的良好的创业环境。

深圳为什么可以成为民营企业发展的热土

卫邦科技董事长刘葆春曾表示，他认为深圳管理部门的创新敏感度非常高。2002年他在深圳成立卫邦科技，专注于对智能静脉用药配置机器人行业的研究时，卫邦科技只是一家民营研发型企业，几乎不可能从政府手中拿到资助，但是在当时的深圳，科创委的一位干部听说了卫邦科技所从事的研究之后，直觉上感到这是未来高科技发展的趋势之一，便主动到卫邦科技进行考察，又帮助卫邦科技与深圳市科创委主任牵线，帮助他们获得深圳市政府对于科创项目的资金支持。

华大基因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基因组学研究机构，在1999年成立之初，华大基因的总部在北京中科院，到了2007年，华大基因从中科院的体系当中脱离出来，成为一家民营企业。之所以从中科院脱离，创始人汪建表示一方面是由于华大基因的人手不够，但中科院的编制不允许，华大基因无法扩招；另一方面是中科院不批准华大购买新的机器设备。在华大基因四处寻找落户地时，时任深圳市副秘书长的高国辉了解到了华大基因的情况，认为华大基因具有远大的发展前景，仅仅用了一周的时间就决定要引进华大基因，并给华大基因提供了大力支持，由此华大基因正式落户深圳。

深圳的政商关系十分和谐健康，是真正的政不扰企、企不媚政。在企业的发展过程当中，政府只在企业需要帮助的时候为企业提供立体式的支撑，而不会对企业的产出和成果做任何苛求。深圳市前市长许勤曾表示：“深圳政府从来不干预企业做的事，我们做好‘保姆’。”

相比较于北京和上海，深圳在创新应用转化能力方面也具有一定的优势。“如果你是一个工程师，想用5天或两周时间来实现一个创作理念，在哪个地方可以完成？”美国硬件创业团队spark创始人扎卡利·克洛基博士的答案是——深圳。他曾说：“在深圳，你能在不超过1公里的范围内找到实现这个想法任何想要的原材料，只需要不到一周的时间，你就能完成产品原型—产品—小批量生产的整个过程。”深圳的硬件产业链能够如此完备，在一定程度上也归功于2008年以前深圳到处充斥的山寨厂商。在深圳市政府决心进行转型，对山寨厂商实施打击和清理之后，这些最基本的硬件生产条件却保留了下来，为深圳向高科技产业转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。这种强大的创新应用转化能力，让无数创客的构思与设计在短时间内成为一个个实实在在的产品，而有了产品之后，他们的创业与融资之路才能走得更为顺畅。

本文摘自于东方出版社的新书《深圳奇迹》

主编：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教授

《深圳奇迹》

出版社: 东方出版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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